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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石器时代辽西地区考古学文化对中国文明起源的
  摘 要:诸多新时期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足以证明中国文明起源于若干地区。相较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在全国范围内新石器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包括燕辽地区在内的其他六个地区,根据其自身文化特点和发展谱系所形成的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文化区,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进程中的意义非同小可。本文主要根据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及红山文化等考古学资料为研究对象,从农业、聚落和防御设施、宗教祭祀等方面浅析新石器时代辽西地区考古学文化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文明起源;辽西地区古文化;新石器时代
  首先要明确两个概念。一是本文所谈及的国家文明起源,时间上中国早期国家文明萌芽于2500BC左右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时代,空间上不仅限于中原一带,其他地区也存在文明起源中心,如北方辽河流域。二是本文所界定的辽西地区,是指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西起燕山西段,沿七老图山、努鲁虎尔山、巫医闾山向东至辽河平原;从大兴安岭南麓起涵盖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大小凌河、滦河,自北向南基本上包括了辽宁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和京津冀三省市北部地区。辽西地区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形成了有异于东北其他地区且相对稳定的文化格局,目前这一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等,年代从距今8000多年前至距今4000年左右。故本文从影响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要素这一角度出发,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农业的发生
  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由于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长期定居的村落,从而为步入文明社会的正轨奠定了所需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早期国家是根植于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1]。从地理位置上看,辽西地区地处中原农业和东北渔猎经济类型的中间地带,河湖与丘陵密布,气候温暖湿润,是典型的混合经济、人群杂居地带。形成于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经济类型以狩猎—采集—渔猎为主,早期不见农业,在中后期发现有已碳化的人工栽培谷物1500余粒,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粟类谷物颗粒实物遗存[2]。由此可见农业在该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并成为一种补充性经济活动,与狩猎—采集—渔猎经济类型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复合型经济形态;其次,该文化出土的有肩石锄和长方形或亚腰形石铲,也都具有翻整土地的农业用途;此外,在房址居住面上还普遍发现有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3]。
  按现在的流行的观点认为,农业的发生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有能力供养更多的人口,实现聚群而居,促使国家文明的到来。由此可见,这种较早发生在辽西地区的北方旱地粟作农业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二、聚落形态和防御性设施
  伴随农业的发生,人类的居住形态过渡到定居的村落;由于国家文明的出现,具有防御功能的城也随之兴起。学术界一般将辽西考古发现的兴隆洼文化聚落[4]分为三期:一期以兴隆洼一期聚落、北城子聚落遗存为代表;二期以兴隆洼二期聚落、查海聚落、南台子及兴隆沟聚落遗存为代表;三期以白音长汗聚落遗存为代表。聚落由居住区、烧窑区、墓葬区和祭祀区组成,各区分工明确,联系紧密,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和精神文化体。居住区为凝聚式格局,房屋多为成排分布的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址面积存在大、中、小之别;有环壕聚落和非环壕聚落两种,其前者数量居多;还可以分为单体聚落和多体聚落两种,每处聚落都有中心房址。带壕聚落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以兴隆洼一期聚落为代表,环壕平面近圆形,西北侧留有出口,宽2米 ,深1米左右;一种是北城子聚落遗存为代表三面环壕,一面向水;还有一种为双壕各环绕一个居住区,以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乙类聚落为代表,环壕平面近圆形,横剖呈倒梯形,现存的沟深和宽度均1米左右不到2米。由此可见,兴隆洼文化聚落的环壕可能兼具一定的防御性能和分区功能,尤其是北城子聚落遗存的设计更凸显了围壕的防御性能。
  在兴隆洼文化接近尾声之际,西拉木伦河以南取而代之的是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两种文化基本上交错并存,但从出土的陶器面貌上看,赵宝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之间可能存在更密切的先后继承关系。已发掘的赵宝沟文化遗存规模较小共6处,且多为居住址,从已发表的白音长汗遗址、水泉遗址、小山遗址和赵宝沟遗址材料上看,房屋均为成排分布的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依据房屋的数量可分为大、中、小三个类型:赵宝沟遗址面积9万平米以上,房屋数量100余座,且划分有居住区和祭祀区,是一处规模较大的中心性聚落;水泉遗址房屋有30多座,属中型聚落;小山遗址和白音长汗遗址房屋总和不足10座,为小型聚落[5]。赵宝沟文化的三种聚落形态均经统一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已存在具有一定凝聚力的社会组织。并对后来红山文化的聚落形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使其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兴隆洼文化的前身——小河西文化被认为是辽西地区目前已确认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6],经发掘的聚落有白音长汗遗址一期、查海遗址一期和杨家洼遗址,其中有13处为单纯的小河西文化遗存,包括1座中型聚落、5处小型聚落和7个最小聚落;聚落为氏族聚居,一般有两个等级的社会组织——小型房址为家庭,成排分布的中型房址为大家庭,如白音长汗遗址一期的3座房址中,F42面积最大,依次为F64,面积最小的是F65,可能为一个由家庭和大家庭组成的二级社会组织;查海遗址一期聚落的两排房址则可能是一个由家庭、大家庭和氏族组成的三级社会组织[7]。
  大量考古学材料表明辽西地区古文化遗存中从房屋因素的出现到聚落形态的形成,尤其是自兴隆洼文化起环壕聚落的出现对后来"城"的概念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宗教祭祀
  尹弘兵先生曾提到,文明起源有四个层次,其中第四个层次便是宗教的力量[8]。他指出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视礼制为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认为礼制对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观点,其实是没有理清礼制与宗教关系。他认为礼制本身也是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在西周以前并无明确划分,其后礼制才从宗教中独立出来。那么,在政教合一的史前社会和夏商时期,宗教祭祀活动的实质更倾向于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活动,而在这一过程中所用到的礼器,就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
  辽西地区古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最早源于小河西文化,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发展成一种习俗,白音长汗F19出土的石雕人像是该文化时期崇祖观念形成的重要实证,F19的性质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兼具居住和祭祀功能。这种对于祖先的崇拜行为到了赵宝沟文化时期在内涵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以小山遗址出土的人首石越为代表,钺是祭祀活动中的重器,而钺首刻画的人首形象则应是"祖"的形象,不难推测这应是为祭祀专门刻画制作的。红山先民为承蒙祖先庇佑而进行的祭祀活动,在这一时期更加繁荣,西水泉遗址、东嘴山遗址和牛河梁女神庙等遗址出土的女性雕像[9]更具浓厚的崇祖思想。另外,对于动物和天地的崇拜也都不难在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中发现——对于龙的崇拜,早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处于孕育期,到赵宝沟文化时期开始形成为习俗,到了红山文化时期,龙崇拜迈入成熟阶段并对后世逐渐形成的龙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而对天地的崇拜则是红山文化时期原始宗教信仰和祭祀体系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另一重要体现,修建在牛河梁遗址、东嘴山遗址和草帽山遗址的祭坛和积石冢体现了天圆地方观念的成熟,更有大家指出这种大型礼制建筑性质的坛、庙、冢表明早在3000BC前我国就已出现了根植于公社又凌驾其上的更高级别的社会组织形式[10]。
  这样看来,古代的祭祀本质上就是人神之间的对话,而最初的等级差别也产生于人神之间,后来那些主持祭祀活动、沟通神灵的巫祝们的等级地位也随之逐渐高于众人,由此出现了高低贵贱的社会等级差别,不同等级之间的人进行交往时要遵循特定的仪式,既礼。"国家"就是这种等级差别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实际上,若溯其根源,这种成形于三代的古礼,应与辽西地区以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史前礼制有着某些渊源关系。
  四、结语
  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途径,从居住形态上讲,是从自然村落发展到都城;从社会组织结构上讲,是由部落发展到国家;从意识形态的发展上讲,是由对神灵的单纯崇拜发展到独具规模和形制化的祭祀活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各文化遗存正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对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到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其他古文化区共同使中国史前文明发展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11],成为中国文明起源多中心论的一例有理证据。
  参考文献:
  [1]田广林,刘特特.中国文明起源的辽西个案观察[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2(3).
  [2]王小青.中国粟作农业起源研究综述[J].黑龙江史志,2013(21).
  [3]席永杰,滕海键.兴隆洼文化研究综论[J].赤峰学院学报,2011(2).
  [4]席永杰,滕海键.兴隆洼文化研究综论[J].赤峰学院学报,2011(2).
  [5]赵宾福.关于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问题[J].华夏考古,2008(3).
  [6]索秀芬.小河西文化初论[J]考古文物,2005(1).
  [7]索秀芬,李少兵.小河西文化聚落形态[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1).
  [8]尹弘兵.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2007(4).
  [9]徐子峰.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辨析[J].松州学刊,2010(5).
  [10]朱乃诚.辽西地区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A].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
  [11]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J].中原文物,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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