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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难出世的钱锺书全集
  在近现代名人中,钱锺书是少数没有出版过诸如"全集""日记""信札"等类作品的大家,也是在世作者拒绝出版"全集"的少数人之一,其背后的原因非常耐人寻味。拒绝出版《钱锺书全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管锥编》出版、《围城》再版后,已有出版社想出版《钱锺书全集》,但钱锺书毫不犹豫地拒绝了。1980年5月16日,他在给香港书商李国强的信中说:"我对于自己的旧东西,大多数觉得过不去。香港‘盗印有同强奸,没有办法;如果我应允出版什么‘全集,那就便不是和奸,也仿佛买卖婚姻了!"
  1981年夏,钱锺书早年的十七册日记在无锡被发现。这些日记是钱锺书1935年考上公费留学前数十年间的日记,记载了包括他为父亲钱基博代笔给钱穆《国学概论》的作序经过、在清华大学奋力读书的场景、和杨绛的恋爱过程等内容,信息量很大。发现者去函,希望钱锺书把这些日记捐给家乡。钱锺书知道后,连续去了两封信,让在上海的侄子赶去领回了日记。他在给发现者的第二封信中说,正有出版社想出版他的"全集",而1935年以前的旧作"只字无存",这些日记或许有合用的。其实这只是他虚晃一枪,他哪里想把这些"前朝旧事"流布人间啊。信是这样的:
  瑞农同志:
  得信甚感。已遵示通知上海舍姪汝虎办理领取事宜,倘蒙与以方便,尤所铭如何。去年以来,国内外出版家屡欲编印拙著《全集》,而一九三五年出国以前旧作,只字无存。贵处所得拾柒册拙稿,必有合用者,故拟领回细审,非有所吝也。种费清神,将来必不乏相见之缘,当面谢耳!
  即致
  敬礼!
  钱锺书
  十月八日
  (陈瑞农《钱锺书的二封信》,《无锡文博》总第九十期,"纪念钱锺书诞辰一百周年专辑")
  "国内外出版家"和出版社究竟有哪些,近些年来也陆续披露了出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江苏文艺出版社拟出版《钱锺书全集》。这个选题是该社编辑张昌华提出的。为了让钱锺书授权出书,张昌华带了套江苏古籍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清诗纪事》,来到北京三里河钱家。钱锺书当时并没见他,是由杨绛出面接待的。杨绛"微笑着安详地"听了他的来访目的后,诚恳地表示谢意,又委婉地表明"此事不妥",要听钱锺书本人的意见再说。当张昌华返回南京后,钱锺书的信已静静地躺在案头。对出版"全集"一事,钱锺书婉转而坚定地回绝了:
  昌华先生编席:
  不才两月以来,身心交惫,遵医嘱,终日偃卧,大驾来失迎,歉憾之至!《清诗纪事》颇多采及拙著,故苏州大学主编者曾以全部相赠;复蒙惠赐,虽"好物不嫌多",然"与友朋共",即以贻一学人。借花献佛,而饮水思源,不敢忘,尊锡也。特此致谢。顷获大函,语重意厚,感愧感愧!近数年京、穗、宁、渝、港、台出版家均以印行"全集"相请,弟一概坚辞,故台仅刊"钱著七种",穗仅刊"选集"。为弟搜拾旧作逸文者亦有六七人,以目录相示,弟不加增减,但答以有著作权,不同意出版。约法已成,"人人平等",未便为贵社破例。来函所举自编"全集"诸君,必自信字字珠玑,故大踏步,大出手,无怍无愧。弟尚如佛家所说"知惭愧",不敢学步。且古今中外作家生时编印之"全集",事实上证明皆非"全集",冒名撒谎而已。弟所睹一切全集,其中值得存者往往不过十之五六,乃学究辈借此堆资料博取微名薄利。来函所称Huters君书,乃其博士论文,作者人甚诚笃勤恳,而天资不高,且不能读文言;译印其书,实属无聊。新西兰Auckland大学Duncan Campell君收弟早年文章译为英语,与弟所作英语文章合成巨帙,年前来华求弟增订,弟劝其罢休。近新西兰电视中渠出现讲聘译拙作事,显然尚乐此不疲也!来函释所言,只落后矣。一笑。草此及谢,并请谅宥。
  即颂
  春祺
  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二月一日
  (张昌华《走近钱锺书》,《曾经风雅—— 文化名人的背影》,第25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后来,江苏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一本《钱锺书传》,写信征求钱锺书意见。钱锺书知道后,立马回信表示不同意,而且又一次在信末提及"全集"事:
  愚夫妇"全集"之举,亦有穗、沪、宁(译林)共四五家出版社建议,弟等差有自知之明,不愿灾梨祸枣,亦皆婉谢。不识抬举,辜负盛情,既疚且感。(张昌华《曾经风雅—— 文化名人的背影》,第25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结果大家都知道,江苏文艺出版社虽然没出版《钱锺书全集》,但还是把《钱锺书传》出版了,结果引得老先生老大不爽。再后来,该社策划出版以夫妻档合作出书为特色的"双叶丛书",再次向钱杨约稿。为求保险,出版社还辗转托舒展去当信使,"游说"钱杨二人,结果仍是个"不"字。
  从钱锺书的信中可看出,当时已有京、沪、穗、宁、渝、港、台等多地出版社意欲出版《钱锺书全集》。当然,后期并不止于这些出版社,例如还可添加一个"辽"。俞晓群做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时,曾想出版钱锺书的"全集",愿意出大价钱买钱锺书的书稿。他找北京的朋友帮忙,得到的答复令他大失所望。他们说:其一,钱先生不肯出集子,"全集"就更不用说了;其二,即使同意出版集子,钱先生的核心著作也不会跳出中華、三联、人民文学那些老牌出版社的圈子。不用说品牌的力量,就是人脉,谁能比得了董秀玉、沈昌文、周振甫那样一些人与钱先生的关系呢?他找到了沈昌文。沈昌文摇头说"做不了,做不了"。于是,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俞晓群《〈钱锺书集〉第014号》)。
  钱锺书不愿出版"全集",与其对"全集"的认识和对个人早期作品的态度分不开。他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出版社—— 中国社科出版社—— 多次请求出版他的"全集",他也拒绝了。他说:"‘全集能全吗?一个人一生写的东西,怎么会全部收集全呢?客观条件受限不说,就是主观上,也多有考虑,一些东西是不收的,是不会全的。"(郑文林《钱锺书琐记》,《忆旧琐记:当年学术理论界的那些人和事》,第2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版)在给张昌华的第一封信中,他已明确表示,在世者编自己的"全集"不可能真的"全",他不愿做这种欺世盗名的事情。对已出版的各种"全集",他认为近一半是没什么价值的。他谦虚地认为,自己还没达到出版"全集"的资格,尤其对早期作品很不满意。他曾多次写道:"我过去写的东西,要说代表,只能说代表过去那个时候的水平,那个时候的看法。现在我自己并不满意。""对过去写的东西,我并不感兴趣。……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路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有些作家对自己过去写的文章,甚至一个字、一段话,都很重视和珍惜,当然,那因为他们所写的稿字字珠玑,值得珍惜。我还有一些自知之明。"(彦火《钱锺书访问记》)"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几十年前的旧作都不值得收拾。"(《〈也是集〉序》)"天下惟愚夫及身出全集,亦惟笨伯、寄生虫为人编全集。"(1984年6月致吴忠匡函)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他对出版"全集"的兴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加坡客人拜访钱锺书,问他为何不出"全集",钱锺书听了大声笑起来:"出什么全集?这些东西哪值得出全集?本来这本《围城》都不想再版的,那里面错字很多,想重新写过,但已被译成几国文字,只得算了。当局也催我把其他的几本再版付印,我不肯,那些作品我都不满意。"他坚决地摇摇头,就是有不满意的意思(蔡叔卿《喜见钱锺书夫妇》,《记钱锺书先生》,第231页)。
  钱锺书作品集的出版
  杨绛说,钱锺书"不愿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他也不愿意出《选集》,压根儿不愿意出《集》,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糅合不到一起。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何必再多事出什么《集》"(《钱锺书对〈钱锺书集〉态度》,《杨绛全集》,第2卷,第3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但钱锺书最终还是经不住一些出版人或出版社的善意请求,同意出版了几种作品集。他在世时,出版了自己作品的两种集子,即台湾出版的《钱锺书作品集》(七种)和广东出版的《钱锺书论学文选》。前引钱锺书致张昌华函"近数年京、穗、宁、渝、港、台出版家均以印行‘全集相请,弟一概坚辞,故台仅刊‘钱著七种,穗仅刊‘选集",所指即此。
  1988年,台湾的苏正隆汇辑了《钱锺书作品集》(七种),由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在此之前,苏正隆曾因在台湾传播《围城》而"遭受小小一场文字之祸",使钱锺书"对他更觉感愧"(《表示风向的一片树叶》,《钱锺书作品集》前言)。钱锺书对在台出版的这套作品集还是比较满意的。在"前言"中,他把这件事当作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来看:"由通而忽隔,当然也会正反转化,由隔而复通。现在,海峡两岸开始文化交流;正式出版彼此的书籍就标志着转变的大趋势。我很欣幸,拙著也得作为表示这股风向的一根稻草、一片树叶。"
  而《钱锺书论学文选》(后文简称《钱选》),则是钱锺书唯一亲自把关但获评并不理想的一种学术性集子。这套书,一开始钱锺书是拒绝出版的。1986年,花城出版社的《随笔》第5期发表了舒展的一封长信,呼吁普及钱锺书,编辑部加了标题和"编者按",最后以《文化昆仑—— 钱锺书》发了出来,引起较大反响,"文化昆仑"一词后来也被广泛用来喻指钱锺书。正因为这封信,最终促成钱锺书同意花城出版社出版《钱锺书论学文选》。1986年10月16日,后来的《钱选》编辑黄伟经致信钱锺书夫妇,提出请求:
  前天给两老去一信,现在又写信烦扰你们。这次求钱老支持的,我以为是很迫切的事:可否答应我们社出版一套《钱锺书文集》或《文选》?为什么又向钱老提出此要求呢?原因十分简单:读者迫切需要。直接诱因是:自《随笔》第5期发表舒展那封长信后,我们已陆续收到读者来信,要求帮忙购买钱老的著作。我当然知道,近几年包括我们社在内的一些出版社曾向钱老提出出版文集的事,您没有点头。现在又过了几年,出版您的一套文集或文选的必要与迫切性已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现在我谨代表花城出版社恳求您答应我们办成这件事。我还想,如钱老首肯,我拟邀请周振甫、郑朝宗两位老先生担任《钱锺书文集》或《文选》的特约编辑。
  钱锺书接信后,立即回信(1986年10月21日),言明自己的态度,并列举了国内出版社要出版其集子的情况:
  拙著选集一事,首先由香港广角镜社李国强兄提出(已有五年之久),其后有三联书店范用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按:应为四川文艺出版社)派人两次来面洽,我都坚决辞谢。对你的诚意,我也只能按照"决心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原则,推却而且抱歉。郑、周两位先生来担任选务,真是太委屈他们,而且也并不合适。让时间老人来选吧!反正我的著作又不多。懇求你把此事作罢。(两信皆转自黄伟经《关于〈钱选〉出版的往事》,《博览群书》2001年第6期,下段所引句皆出自该文)
  出版社见钱锺书这封信的口气和前两次"坚决辞谢"不一样,就找出《随笔》读者要求编辑部帮忙购买钱著的近十封来信,打电话随机念了几封给钱锺书听,重申出版《钱选》的恳求。钱锺书大概有所触动,竟初步同意了,让出版社进京面谈。黄伟经回忆,1986年11月7日,他到钱家一坐下,钱锺书就当着杨绛的面,大声对他说:"我们的冷水泼不灭你伟经的热心烈火呀!你们社一定要出我的文选,只好破例,不给你们扫兴,我答应下来。"他明确指出,编选作品的事交由舒展负责。舒展提出了四种出版方案。第四种方案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形式,即以钱锺书全部论著(不含文艺作品)为基础,打乱原有体例,以舒展自己读书笔记的选题为轴,重新列出目录,精选五卷六册印行。舒展对钱锺书说,这样做的目的是给研究生、大学生和中青年作家提高写作、鉴赏水平之用,类乎工具书,"这可能有实用主义庸俗化之嫌,且割裂了大架构"。钱锺书却认为:"这正是你的独创!独创呀!好!就用你读书笔记这个办法。"他还把新作及几本书的补订稿、修改稿给了舒展,说:"我可以全部给你选!你的选择表现出你对我的批判和你的眼光。我选宋诗也挨骂,那没关系!就按你这个思路选吧!我完完全全支持你的想法。"钱锺书对舒展极其信任,说他是"后起英才,人品正直",不允许他请其他人做助手,认为"选事兄一手可了,万勿妄自菲薄,问道于盲"。在此后的编选过程中,钱锺书不仅修改、审定了舒展草拟的所有五卷六册的编目框架、条目及编者提要,还审览了第一卷的《出版说明》,他"对舒展的编选工作,始终给以非常认真、细致地帮助和指导"。1987年11月和1988年2月,钱锺书两次对全部书稿进行了审定。从1986年年底钱锺书确定舒展选编《钱选》,到1990年《钱选》五卷六册初版平装本、精装本印行,前后历时五年。《钱选》出版后,在学术界反响并不热烈,但出版的目的达到了。在这套书的《出版说明》中,出版社明确给书的定位是"给具有大专文化程度喜爱钱氏学术著作的读者提供一个普及性的选本"。就这一点来说,这套书还是有价值、有独创性的。钱锺书在致周而复的信中说:"羊城刊拙选,前五册皆无足观,第六册中尚有杂文数首不经见者。"(1990年7月23日钱锺书致周而复函,《文学报》1994年2月3日)
  在《钱选》出版十一年后,也即钱锺书去世后的2001年,《钱锺书集》繁体精装本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共十种十三册,三百余万字,汇集了钱锺书大多数已出版发表的中文作品。很显然,三联版在收录的作品数量和字数上都要比前两种多了许多。据三联介绍,《钱锺书集》"前后经历五年多时间进行编辑、修订、整理",也就是说,大概在1996年左右,这套书启动出版。据杨绛介绍,从事出版的同志们从读者需求出发,提出以下意见:
  (一)钱锺书的作品,由他点滴授权,在台湾已出了《作品集》。咱们大陆上倒不让出?(二)《谈艺录》《管锥编》出版后,他曾再三修改,大量增删。出版者为了印刷的方便,《谈艺录》再版时把《补遗》和《补订》附在卷末,《管锥编》的《增订》是另册出版的。读者阅读不便。出《集》重排,可把《补遗》《补订》和《增订》的段落一一纳入原文,读者就可以一口气读个完整。(三)尽管自己不出《集》,难保旁人不侵权擅自出《集》。
  "钱锺书觉得说来有道理,终于同意出《钱锺书集》。随后他因病住医院,出《钱锺书集》的事就由三联书店和诸位友好协力担任。我是代他和书店并各友好联络的人。"(杨绛《钱锺书对〈钱锺书集〉态度》,《杨绛全集》,第2卷,第313页)实际上,那个时候钱锺书已经重病住院,他或许一开始就未同意三联出版自己的集子。杨绛一手操办了《钱锺书集》的出版。中国社科出版社的郑文林回忆,1994年春,他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报道说,三联将出版《钱锺书全集》,他马上致电钱锺书询问此事。钱锺书说:"文林兄,你不要着急,没有的事,三联是在做梦!"后来他到钱锺书家,看到钱锺书与杨绛为此事发生了争执。杨绛提醒钱锺书:"上次(三联)董秀玉来,你在谈话中似乎是答应三联出你的文集的。"钱说:"我没有答应。"杨说:"你是说了。"钱锺书仍说"没有答应"。(郑文林《钱锺书琐记》,《忆旧琐记:当年学术理论界的那些人和事》,第22页)
  不管钱锺书愿不愿意,出版"作品集"显然比不出版要好,哪怕收集不全。比如后出的《錢锺书集》,它较大限度地提供了一种底本,省去了后世整理者搜集佚作的时间,也方便了读者和研究者。钱锺书生前虽然不愿出"全集",也不热心出版一般性集子,但逝后却再也阻止不了无良商人的手爪。所谓的《钱锺书全集》《钱锺书作品集》等充斥市场,多以盗版现身,"谬种流传"的危险大大增大。这种情况的出现,聪明如钱锺书早已预料到了:"编者要编报,出版家要出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致舒展函,《随笔》1992年第3期)永难出世的《钱锺书全集》
  事实上,假如钱锺书或杨绛同意,出版社要出版真正意义上的《钱锺书全集》,困难还是很大,因为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要做。三联出版的《钱锺书集》虽然声称汇集了钱锺书几乎所有已发表的重要作品,但真实情况是,钱锺书的笔记、信札、日记、散佚的诗文、外文作品、眉批等均不在作品集之列,可补之处尚多。
  钱锺书数量庞大的笔记和信札,就足以让出版社望而生畏。好在杨绛去世前,高龄之下,在钱锺书著作出版上做了几件功德无量的事。除出版《钱锺书集》以外,在她主持、推动下,还出版了《钱锺书手稿集》《宋诗纪事补正》《宋诗纪事补订》《钱锺书英文文集》等。仅《钱锺书手稿集》的出版,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自2000年开始到2015年底结束,前后长达十五年。《手稿集》包括《容安馆札记》(全三册)、《中文笔记》(全二十册)、《外文笔记》(全四十八册,附一册),皇皇七十二卷册。国内恐怕没有几家出版社有商务印书馆这样的魄力和耐心了。
  三联出版《钱锺书集》时,陆文虎收集了三百余封钱锺书信札,准备收入集子,但很快被制止。这是预料之中的。笔者曾撰文,简单梳理了钱锺书一生写信情况,结论是惊人的。杨绛说:"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每天第一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我们仨》,第16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锺书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案头写信。""他每天少则写一两封,多则三五封,平均要写三封。别人写信或寄书来,他总要给人家个回应。他回信是出于礼貌,并不仅仅为了应酬。好在他出手很快,呼啦呼啦几下子就是一封。"(赵武平《"对过去写过的东西,我并不感兴趣"—— 写在〈钱锺书集〉出版之际》,《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23日)按杨绛的说法计算,后二十年一天平均写信三封,流散于外的信札就有两万封之巨!(这还不包括1978年前的)当然,后来因右拇指不适,生病住院,都不会正常写信,但数量还是惊人的。
  钱锺书的日记和"备忘代笔谈",也是《全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无锡发现十七大册早期日记,被钱锺书索回无果,可能已化为灰烬。读大学,留学,工作,他一直保持了写日记的习惯(后来日记、笔记写在一起);他外出或杨绛出门,都会为杨绛写"备忘录",详细记录见闻或家中琐事,称之为"备忘代笔谈"。钱锺书的诗稿也显然不只《槐聚诗存》。早期的《中书君诗初刊》《中书君近诗》,以及一生中大量酬酢抒怀诗篇不胜枚举,等着有心人汇集整理。佚文中,学生时代的文章近年已发掘出一部分,不少坐实代父、代妻执笔的文章也陆续被考证出来。外文著作《钱锺书英文文集》,也不是外语作品的全部。题写在《宋诗纪事》《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词典》等各种书中的眉批,也亟待汇集出版。
  《钱锺书全集》如果缺失这些笔记、信札、日记、散佚诗文、外文作品、眉批、译文等,都将是不完整的。这样看,出版《钱锺书全集》几乎是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如今想来,钱锺书在八十年代就拒绝出版"全集",的确是明智、清醒的选择。假以时日,《钱锺书集》补订再版,若能将以上诸文字整理一二进去,就已经很不错了。也许,这才是最切实可行的,也是学界和一般读者欢迎的。关于《杨绛全集》
  谈未出的《钱锺书全集》,必须提一下已出的《杨绛全集》。虽然钱锺书极力反对出版"全集"甚至自己的文集,但杨绛对出版"全集"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杨绛生前不仅亲自把关出版了《杨绛全集》,此前还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文集,如《杨绛作品集(三卷)》《杨绛散文》《杨绛译文集(三卷)》《杨绛散文选集》《杨绛散文戏剧集》《杨绛小说集》《杨绛作品精选(三卷)》《杨绛文集(八卷)》《杨绛文集(四卷)》等。但令人遗憾的是,最后出版的《杨绛全集》一点也不"全"!这完全印证了钱锺书所言:"古今中外作家生时编印之‘全集,事实上证明皆非‘全集,冒名撒谎而已。"
  在《杨绛全集·作者自序》(该《自序》是作者2003年为《杨绛文集》写的序,只字未动)中,作者清楚地写道:"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门别类。""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依她的标准,像《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从"掺沙子"到流亡》《吴宓先生与钱锺书》等"扬人之恶"或引起过争议的文章都删去了(范旭仑《〈杨绛全集〉的错漏》一文详列被删篇目,可参)。作者在世时自己编"全集",已属少数,再如此任意删削篇目,全然不顾"全集"之"全",就更是少见。
  "全集关键在乎‘全,不在乎‘好。"(郭娟《"全集"不全》)钱锺书虽然不同意出版"全集",但他对"全集"的编选原则是明确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编辑出版傅雷的译文全集时,他就说:"文字表达即使有可推敲之处,也不要去改动,全集编法,应存原本之真,复现原译之本来面目。"杨绛离世前出版的这个"洁本"《全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全集"的价值。她不是为后世读者、研究者想,而是为自己的声名虑。从已出的《杨绛全集》可看出,她完善自我、给自己正名定位的心理很明显。正如百岁之年她毅然续写小说《洗澡》(即《洗澡之后》)一样,她生怕别人以后狗尾续貂,毁其形象。实际上,作品既已发表,文艺学上便已不属于作者本人了。作品优劣,人品高下,后世自有定论。杨先生的作为,显然有越俎代庖之嫌,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当然,即使《杨绛全集》收齐了已经发表、出版的作品,也是非常不全的。和《钱锺书集》一样,杨绛的日记、书信、诗歌、笔记、各时期的檢查书、声明等,《全集》多付之阙如。《全集》第三卷只收录书信三封、诗六首,日记、笔记等一字未收。但就日记言,在杨绛的文字中占着很大的比重与分量。但令人痛心的是,杨绛去世前,狠心地把全部日记烧毁,—— 这其中,可能包括钱锺书的纯粹日记(区别于笔记、日札等)、"备忘代笔谈"等重要文字。
  撰写本文时,刚好看到《中华读书报》(2017年9月13日)上有关《章太炎全集》出版的报道。《章太炎全集》前八卷1982年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此后一直搁置,未再续出。"如今,历经四十年之后,《章太炎全集》全部出齐"(章太炎嫡孙章念驰言)。据报道,这一版《章太炎全集》共十七种二十册,计六百八十余万字,"基本上囊括了章太炎一生的学术著作、文集、信函、演讲、眉批、译文等,其中包括不少近年来新发现的佚文、书信等"。此版《全集》是否真的"全"很难说,但搜集整理的基本思路是对的,是以后再版《钱锺书集》和《杨绛全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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