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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琐忆
  我所说的"困难时期"是指1959—1961这三年期间。当时,由于苏联的背信弃义,突然撤走专家,单方面撕毁协议,加之农业遭受自然灾害大面积绝收,给年轻的共和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困难。对于这场"天灾加人祸",社会上称为"经济困难时期"。
  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政府不得不在全国实行计划经济,特别对涉及民生的轻工产品和农副产品实行定量凭票凭证供应。这项制度在全國上下严格执行,不论官民,无一例外。那时,我刚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省省级机关工作,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政府各级机关各级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他们是如何以身作则,带领广大群众咬紧牙关,共同度过漫长的困难时期的。
  局长请吃年夜饭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年三十。这天一上班,局机关大楼门口就贴了一张告示:"今晚请全局同志吃年夜饭,务望大家准时到食堂聚餐。"这在食品极度匮乏,很多人食不果腹的日子里,不啻是个天大的喜讯。人们都以丰富的想象揣测着聚餐的内容和规模。
  好不容易巴到下午下班。大楼内人人面带喜色,迫不及待地一路小跑奔向局机关食堂。一看,小黑板上特意用红粉笔写道:"年夜饭是糖水煮胡萝卜,每人一碗,免费供应。"尽管大伙有点失望,似乎与自己的期望差距太大,但回过头来想想,那时能吃到一碗既有营养,又热乎乎、甜滋滋的煮胡萝卜还是很难得。于是大家依然喜气洋洋排着队。
  当大家从食堂橱窗里端出来一看,所谓煮胡萝卜,充其量只是半碗掺了糖精的开水,上面漂着几小段煮得烂烂的胡萝卜。即使如此,大家还是乐呵呵地喝着吃着。
  这"碗"煮胡萝卜,大家吃得特别香,也喝得格外文静。有的用筷子小心地夹着,一点一点地咬,细细地品尝;有的舍不得一下子吃掉,用开水兑着慢慢嘬;还有的干脆用小刀把它切成许多薄片,过一阵放一片在嘴里,像含西洋参片似的,有滋有味地嗍着。说来如今的年轻人不会相信,那顿胡萝卜"宴"真比时下的山珍海味要鲜美得多。
  事后,大家才知道这是老杨局长请的客。
  事情是这样的,局计划处陈处长年前回了一趟苏北老家,从家里带回一袋子胡萝卜,他知道老局长患有严重的浮肿病,出于战友情谊,就从中捡了一些整齐像样的,送到老局长家。局长爱人付了钱后十分感激地收下了。局长知道后,不仅严厉地批评了自己的爱人和陈处长,还亲自将胡萝卜拎到食堂,叮嘱煮好后让全局同志都打打"牙祭"、沾点儿年味……
  怀念"抠主任"
  提起"抠主任",至今让我十分怀念。
  他是我"文革"前所在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姓区,农民出身,生性节俭,不论是对自己、对亲朋还是对同事处处精打细算、斤斤计较,一个子儿在他手里都恨不得掰成两瓣儿花。比如你要领点稿纸,他准会给你一叠废表格纸,关照你反过来用;你要领支铅笔,他常常会给你一两个小铅笔头,另外给套上一截竹管儿,让你接着写;你要领瓶浆糊,他会让你去食堂找只破碗,到他用面粉调成的浆糊盆里挑上一坨;你要领烤火煤,他会发给你一堆掺了渣的煤块。为此嘴巴尖刻的人说他太小气、太抠门。"抠主任"由此得名。刚开始,我也认为这么做似乎太过分、太不近情理了。而在后来的接触中,我慢慢转变了对他的看法。
  一个寒冬的晚上,轮到我在机关值班。那时办公室取暖是靠小煤炉。我把一切弄停当后,拿出一本书,正准备就着温馨的炉火打发这寂静的长夜,这时"抠主任"裹着一件打了补丁的军大衣进来了,他手里捧着一摞旧信封和一碗浆糊,朝紧挨着火炉的办公桌上一放,随手又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剪刀,嘴上一边说"沾点暖和气儿",一边开始小心翼翼地摆弄那堆旧信封。只见他把旧信封逐个打开、摊平、再剪齐。起先,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渐渐地我看出,他这是把旧信封反过来,再改制成可用的信封。我不解地问:"你给家里写信用?"他平静地回答:"不,这是给公家省着点儿。"我又问:"堂堂省级机关,就在乎这点儿?"他听了眼睛瞪得老大,分明里面有火星要迸出。只短短一会儿,他眼睛又变得柔和了。他没正眼看我,仅动情地说了一句:"省级机关的钱也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啊!"他这句话虽然说得很轻、很柔,并无教训我的意思,可在我听来却像一声炸耳的惊雷,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我抬头凝望着眼前这位外表显得瘦矮的小老头,心里油然升起一股崇敬之情。
  公用自行车
  每当机关离退休老同志聚到一起,常常会津津乐道当年机关里那种勤俭节约、公私分明的好作风。比如那时因公打长途电话,不仅要经过批准,还要事先拟好讲稿,通话时语言要精,时间要短,既不能寒暄客套,也不得掺杂题外话。又如因公出差,虽然有明文规定,但还得精打细算、能省则省,途中谁也不得借故绕道探亲,更不能去景点游山玩水。就是在市区办事,距离近的要尽量步行,路程远的能以自行车代步的,就不能坐公共汽车,打的是明文禁止的。
  那时机关里小汽车很少,一个厅局就配发一到两辆,厅局长们平时也极少坐小车。大家多靠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上下班。为了节省开支,也为了减少同志们外出联系工作徒步或挤公交车之苦,每个处室都备有公用自行车。公车平时锁在车棚里,车钥匙挂在办公室墙上。每辆车上都用红漆写上单位名称并编上号,每把车钥匙上拴只编着相应号码的小牌牌,用时对号开锁取车。
  公用自行车的使用,没有严格规定,也不赋予任何人特权,一般按先来先用、急事先用的原则。同志们常常发扬风格、相互谦让,总是让年纪大的或女同志优先使用;处室领导也往往尽部下先用。骑不到公车的同志,在市内办事只得辛苦自己的两条腿,大伙儿戏称自己乘坐的是"11次专列"。
  公车虽然没有专人保管,但大家对它都倍加爱惜,不论谁,每次骑过后都自觉地把它擦干净,打足气、上好油,小心翼翼地锁在淋不到雨、晒不到太阳的车棚里,有的还特意用油布做个罩子,把它罩上,防止落灰、潲雨。
  公车不私用,是大家的共识,也是自觉遵守的规矩。那时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买得起自行车的人不多,因而能有机会骑上车,特别是骑一辆诸如永久、凤凰等名牌车,是很过瘾、很风光的,那感觉不亚于现代年轻人拥有一辆高级轿车。因为它是公车,在使用上就有了明显的界限,即使车子闲在那里,也没人私下里打它的主意。当天用过后不能及时归还的,放在家里也决不会用它去办私事。有时家里的小孩看了眼馋手痒的,老想骑出去遛遛,大人们都下过死命令,他们就连碰都不敢碰一下。
  我们处里的党员大老张,是个有名的孝子,父亲去世早,是寡母含辛茹苦、吃糠咽菜把他拉扯长大,他对母亲有着很深的感情。有一天,老母亲突然阑尾炎发作,急需送医院救治。大老张家住得偏,一时又喊不到三轮车,孩子们要他用那辆歇在家里的自行车把奶奶驮去,可大老张说那是公车,不能动,于是夫妻俩硬是轮流背着老人,一路小跑去医院的。
  帮  廚
  "帮厨",这是过去机关老同志都很熟悉的一项活动。它是指由机关各处室轮流派人到食堂参加劳动,上自厅局长,下至一般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帮厨的同志不论官职大小,到厨房后一律听从事务长调遣,根据实际需要和本人能力,有的去拣菜、洗菜,有的去淘米、涮锅;有时也会派些身强力壮的去拖煤、扛米;有红案、白案本事的也可以大显身手。到中午开饭时间,一起到窗口协助卖菜、售饭。
  帮厨是一项简单劳动,由于那时三年经济困难刚过去,国民经济还处在恢复期,物资匮乏,蔬菜副食品都凭票限量供应,食油每人每月只有二三两,特别是机关干部粮食定量低,机关福利又相对较差,社会上流传的"八级工不如农民一担葱"的思潮,不同程度地影响机关人员的情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帮厨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按局党组的意图,通过这项活动一是使机关食堂的伙食有所改进,二是让机关干部的世界观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
  我参加过一次令人难忘的帮厨。在帮厨者中,有位人称"老八路"的薛老头,出身于篾匠世家,由于不堪忍受旧社会地痞恶霸的残酷盘剥,带着一手老茧投奔了八路军。篾匠手艺加上革命队伍里的各种磨练,把薛老头磨练得特别心灵手巧。我们几个小青年在帮厨中就很自然地成了他的下手。
  一进厨房,他征得事务长同意,先忙两件事:一是磨砺他的篾工工具,二是指挥我们到机关大院采集榆树花。
  机关大院里有两棵枝茂叶盛冠若华盖的大榆树,其时正逢榆花盛开季节,树上一串串耀眼的"银币",漾着淡淡的清香。当我们抬着两大包榆树花回到食堂,薛老头已系上围裙,在劈剖两根大毛竹。他吩咐我们剔去榆树花中夹杂的残枝败叶,放进洗菜用的大木盆里清洗干净,再滤水晾干。我们尽管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但还是一一照办。
  一天下来,那两根大毛竹在薛老头手里,神奇般地变成一溜小蒸笼。接着他又转换角色,由篾匠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很像回事的白案师傅。时间不长,他驾轻就熟地和了一大缸加了酵头的面粉。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洗净晾干的榆树花揉进发好的面里,紧接着捏出一只只各种动物造型的小面点,食堂里的师傅和我们也都兴致勃勃地加入进来,有的依葫芦画瓢,有的尽情发挥,各显神通。不一会儿,一大缸面团被捏成了无数形象生动的"小动物"。到中午开饭时,一笼笼清香扑鼻、玲珑诱人的白面小点心十分醒目地摆在卖饭的窗口。省粮、省钱又能吃饱解馋的花样面点,各人捧在手里喜滋滋,吃在嘴里甜津津,乐得大伙儿奔走相告,连平时很少在食堂用餐的人也借了饭菜票赶来"抢购"。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人们把食堂里的气氛烘托得像在操办喜事。
  闲下来,我们问薛老头,你咋的想起来露这一手?他说这叫"穷则思变"。接着,他给我们讲了一段关于榆树花的故事,他说榆树花又叫榆钱,旧社会穷苦百姓常常把它当成度春荒的救命口粮。有次他们部队一批伤病员遭到敌人围追堵截,被困在一片榆树林里,在断粮的情况下,干部、党员把仅剩的一点干粮全让给了伤病员,自己吃榆树钱,一直坚持到大部队把敌人打垮。他说吃榆树钱是迫不得已,这反映了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死于浮肿病的计划科长
  我刚到物资管理部门工作时,还处在三年经济困难的末期。
  第一天报到,接待我的是一位矮小精瘦的男同志,因为皮肤又黑又黄,病歪歪的像个小老头。他姓陈,是计划科的科长,我的顶头上司。后来我才知道,他年龄其实并不大,还不到50岁,是位南下的知识分子干部。由于长期食不果腹,营养不良,再加上超负荷工作,身体已严重衰竭,人虽瘦但下肢却高度浮肿。他完全是靠一种精神的力量在硬撑着,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汤山、无锡疗养,他都借口工作脱不开身而婉言拒绝了。
  在一次全国计划会议刚结束不久,他正在向全科同志传达会议精神时,突然晕倒在小会议室里。当我们赶到他病榻前,人已奄奄一息,到了弥留之际。他临终前的话虽然很微弱,但却铿锵有力:"我得了浮肿病,没有什么可怕的,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得了浮肿病,脚肿得都穿不进鞋。一个国家的主席都营养不良,我还有什么想不通的?……我老伴儿常怪我傻,她说,你手里握着那么大的权力,就是使个眼神、歪歪嘴,也能弄点副食品粮食什么的,也不至于一家老小饿得皮黄寡瘦的。我说这怎么行呢!不要说我还是个干部,就是普通党员,也不能搞特殊化啊,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们这些小巴拉子哪还敢胡作非为?尽管我们手握重权的,谁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弄它百而八十斤猪肉、大米。如果都这样,还像共产党吗?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和共和国一起共患难的人民吗?不行啊同志们,我即使饿死也不能有愧于党,有愧于毛主席,有愧于人民啊!"一席话说得大家眼泪汪汪的。计划经济时期,一个重权在握管物资的计划科长,居然死于营养不良的浮肿病,说来令人唏嘘,令人难以置信,但确是活生生的现实!
  困难年代,树皮、草根、"观音土"都被人吃了。有的地方饿死了人,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可我们的社会治安状况还是比较好,政治环境还那么稳定,人民群众还那么坚定不移地跟着党、相信党,毫不动摇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想,就是这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在起作用,是千万像陈科长一样的干部党员在起带头作用。就拿我们机关干部来说,每月28斤定量,还要捐出2斤支援灾区。不少同志宁可靠"飞机包菜"、酱油汤来充饥,也没人搞特殊化。为什么?我们固然有严明的纪律,而更主要的是靠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的模范带头,靠党性、靠信念、靠心里时刻想着人民。有这样一支党员干部队伍去带领群众,我们还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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