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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九十
  一
  父亲今年九十了,耳不聋,眼不花,精气神十足,广场溜达时,偶尔还会跟着秧歌队扭几圈大秧歌,聚会时经不住众人起哄,就亮开嗓子唱一段陕北民歌。   但爷爷还不到三十岁时就病故了,所以我觉得,寿命与基因关系不大。   爷爷死时,父亲只有十二岁,下面还有三个妹妹,最大的七岁,最小的一岁。奶奶虽年轻,但长着"三寸金莲"的小脚,无法下地干活,也算不上利索女人,父亲一下子就担起了养活全家的责任。当时村里已搞过土改,家里有几亩地,父亲天生能吃苦,脑瓜也灵,人又实诚,没几年就成为远近有名的好庄稼汉,熬了个好威信,到结婚年龄,家虽穷,还是娶到了来自殷实人家的母亲。外祖父看重的是父亲的人品。   当时的农村,孤儿寡母免不了受人欺负,特别是同家族人的欺负。爷爷死后不久,家族的几位长者就逼着奶奶改嫁,但奶奶旗心不下几个孩子,没有立马顺从。直到母亲过了门,大姑和二姑出嫁后,奶奶才带着三姑改嫁到五十华里外的绥德农村,之后,父亲每年正月去看一次奶奶。我小时候走得最长的路就是跟随父亲去看奶奶时走的那条路,那是一条从吴堡县出发、穿过佳县、再进入绥德县的山路,中间要爬几次山,我走累了,就得父亲背着。   父亲十六岁那年,共产党的军队攻打国民党占据的榆林城,久攻不下,需要农民工到前线抬担架,村里分配到三个名额。虽然只是抬担架,但毕竟要在枪林弹雨中奔跑,还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理说,父亲是"独子",这事摊不到他头上,但村委会偏偏派他上前线抬担架。当时的村主任是父亲没出五服关系的爷爷,也是那个逼着奶奶改嫁的人。父亲的外祖父可怜自己的外孙,怕他丢了命,七凑八凑借了六块银元交给政府,把父亲赎回来。   农村人起名,同一辈分人的名字里有一个相同的字,这样从名字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辈分和族人的长幼排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唯一无法从名字读出辈分的人,原因是,辛庄村张姓家族没有固定的辈分谱,通常是年龄最长的起名后,其他同辈的人跟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最年长的男性,他给自己起名"福元",但没有人跟随"福"字起名,他之后的同辈人都用了"建"字。到我这辈,我是最年长的,我给自己起名"维迎"后,其他同辈人的名字多从"维"字了。父亲说,我比他有出息。   但不知为什么,父亲小的时候,村里的外姓人不欺负他。不仅不欺负,而且还关照,所以他的异姓朋友很多。父亲的朋友圈也影响到我小时候的交友,我的小朋友中,异姓孩子多于同姓孩子。二   父亲是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在村里也有很高的威信,人缘好。合作化一开始,他就出任村干部,担任过生产队队长,生产大队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村里人对他的评价是:务实,不贪,办事公道,敢承担责任。   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时,队里曾偷偷开过瓜园,种了些西瓜和甜瓜到集市上卖,给队里搞点副业收入。说"偷偷",是因为按照上面的说法,这是搞"资本主义",不被允许。我曾随父亲照看瓜园,晚上睡在庵子里,每当此时,我可以大饱口福,但父亲只允许我吃熟过火或被野兔、松鼠糟蹋过的,也就是没法卖出去的瓜。遗憾的是,瓜园也就开了两年,到第三年,公社来的干部把瓜苗拔了,只好再种晚作物。秋收的时候,队里会搞承包,也就是把庄稼包给个人收割,按亩记工分(类似计件工资),这样不至于把庄稼烂在地里。这事上面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倡,也不禁止。   队里有个社员霍常金,是有名的石匠,但不安心干农活,喜欢做点投机倒把的事。他老婆是个巫婆,有病在延安治疗,他向一些村民借了些布票去延安偷偷倒卖,赚点路费,走时也没有请假(请假肯定不批准),生产队就把他的口粮扣下。夏天,他回到村里,家里没一粒粮食,队里有余粮,父亲决定把口粮分给他,但遭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世招的阻拦。队长要给分,支书不让分。在双方争吵不休的时候,霍常金就把已经装好的一袋子粮食扛走了。支书曾是吃国库粮的干部,原则性强,就打电话给公社书记,说霍常金盗窃仓库。公社马上就安排了批判大会,但他没有到场,另一个批判对象逃跑了,会没开成。公社副书记专门来到村里调查此事,在我们家吃饭。父亲说,霍常金外出不请假、借布票倒卖,这都是事实,但说他盗窃仓库,不对。应该分给他的口粮不给他,又要他下地干活,他没办法,只能如此。"是人总得吃饭,否则会饿死,你们要批判就批判我,不要批判霍常金。"公社副书记听了父亲的话,不仅没有批判霍常金,反倒训斥了大队支书:"如果饿死人,你们谁负责?"类似的冲突,父亲和支书之间发生过多次,其原因,用父亲现在的话说,是"他左我右"。   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和王世招的私交还是不错的。"文革"开始后,王世招成了村里的头号"走资派",村里很多人站出来批斗他,有仇的报仇,有气的出气,很快就把他赶下台。但无论会上还是会下,父亲从始到终没说一句话。王世招比父亲大一岁,四十八岁病逝。病逝前几天,父亲专程从几十里外的工地跑回来看他,俩人聊了很长时间,依依惜别。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期间,王世招的儿子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对我很关照。可惜他后来因车祸身亡,死的时候也是四十八岁。   1972年,霍常金从县引水渠工程承包了一段工程,大概是念及父亲曾经对他的好,允许我暑假期间在他的工地打工。我打工一个月,赚了52元钱,中秋节那天,霍常金冒雨把工钱送到我家。那年,我十三岁,正在上初中一年级。   1969年,父亲被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但他执意要去一百里外的国防公路(现307国道)工程跟工。他想去跟工,一是工程上能吃饱饭,二是可以给家里省下点口粮。工程以公社为单位组织施工,全公社工队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父亲去后第一天垒灶台,第二天被任命为二连二排排长,第三天又被任命为二连连长。当连长活轻,每顿九两玉米面蒸的圪梁(长条窝窝头)吃不完,父亲就把剩下的晾干保存起来,回来时带给家里人吃。所以,父亲每回家一趟,我就可以饱食几天。   父亲所在工程的主要工作是凿石开路,每次,上百米的路段,二十多個炮眼同时炸裂,工伤事故时有发生。父亲出发前,母亲哭了,怕再也见不到父亲。父亲说,这是母亲为他哭过的唯一一次。同村去的另一位社员王居升,有文化,曾在西安工作过,担任三连连长,一次放炮炸石,一块拳头大的风化石砸在他的脸上。父亲送他去医院抢救,他的命保住了,但鼻子没有保住。政府给他在县医院安排了个炊事员的工作,后来又安排在乡卫生所卖药,算是对他失去鼻子的补偿。王居升的儿子现在是西安有名的外科医生,他学医与他父亲有关。   四
  父亲小时候没有机会上学,自己的名字能认得但写不出。父亲曾对我说,如果自己稍微识几个字,凭能力,十有八九吃公家饭了。我说:"爸啊,如果你吃了公家饭,我肯定不是你的儿子了。"   不识字被人低看,父亲一直难以释怀。有次到集镇上卖粮,对方知道他没文化,给少算了几毛钱,父亲说你算错了,对方说没错,父亲坚持说错了,僵持了半天,对方最后不得不承认确实算错了。从此之后,这个收粮人再没有算错父亲的粮钱。   父亲对我上学寄予厚望。记得三四岁的时候,我发现家中柜子里有一支墨水笔,就拿出来玩。父亲看到后厉声斥责,说这是为我以后上学准备的,现在不能玩,玩坏了以后上学就不能用了。大概在1964年"四清"期间,有天晚上,我在睡梦里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今晚会上我把水笔的事说了,明天就交了吧。"后来我知道,原来生产队曾买了几支笔,每个队干部一支,父亲当时是保管,虽然不识字,也分到一支,想留着我上学时用。运动来了,父亲担心这属于经济问题,就上交了。   我小时候挨过父亲不少打,其中两次与上学有关,我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是我到上学年龄,第二天就要报名,我哭着喊着说不去上学,父亲很生气。当时我坐在门栏上,面朝里,父亲在门外,一脚就把我踢到三米远的后脚地。第二天我就乖乖报名上学了。   另一次是我小学一年级的下学期。父亲买回几种不同的菜籽,包括白菜籽和萝卜籽,装在不同的小白布袋里。白菜籽和萝卜籽肉眼看上去区别不大,为了避免下种时搞错,须在布袋上写上菜籽的名字。这样的事过去他是找识字的叔叔做,但现在自己的儿子上学了,他觉得应该由儿子写。他也想看看儿子上学是不是学到了点真本事。吴堡话"白"发音类似"撇"(pie),如白菜叫"撇菜",白面叫"撇面",瞪白眼叫"瞪撇眼",等等。父亲要我在一个袋子上写"撇菜",我说:"爸爸,‘撇菜就是白菜吧,我会写‘白菜,不会写‘撇菜。"父亲很生气,说:"什么白菜?撇菜就是撇菜,你这一年学给老子白上了!"说着就打了我一巴掌,把我打哭了。第二天,小学老师告诉父亲我是对的,"撇菜"就是白菜。父亲向我道了歉。从此后,父亲就比较相信我说的了。   开学需要报名费,母亲总是催父亲早点准备,但父亲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直到报名的前一天晚上才去借钱。我不知道父亲是胸有成竹,还是一筹莫展,倒是从来没有误事。   父亲没文化,但记性好,喜欢给我讲故事。当然,他讲的故事全都是从别处听来的,有些故事讲过很多遍,基本上都是"好人有好报,坏人跑不掉"之类的,但有一个故事比较特别,好像是在去探望奶奶的路上讲的,让我实在忘不了。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很久很久之前,有位老父亲送儿子到山里拜师学艺。学徒期是三年,中间不能回家。老父亲把儿子交给师傅后,就走了。老父亲走后。师傅把徒弟领到一个湖边。告诉徒弟:从今以后,你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趴在湖边对着湖水吹,吹上三年。湖水能翻过来的时候,你就算学成了。徒弟信以为真,每天一大早起来,就老老实实按师傅说的做。但一年半过去了,看到湖水还纹丝不动,徒弟泄气了,不辞而别。   儿子回到家里,老父亲非常生气,說你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学徒期还不满就跑回来,这算怎么回事啊!儿子也很沮丧,闭着眼睛长叹了一口气,就再听不到屋里有任何动静了。睁开眼睛一看,发现父亲不见了——他一声叹息,就把老父亲不知吹到哪里去了。   我相信,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我当时听了,也就咯咯一笑,好玩而已。但牛津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悟出了这个故事包含的哲理。到北大当老师后,我经常给学生讲这个故事(好多年不再讲了),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功夫是不知不觉中练出来的。读书、做学问,就像这个徒弟吹湖,需要信念,需要耐心,持之以恒,功到自然成,不要急功近利,不能每天都想着有看得见的效果。   自上研究生后,我有时反倒庆幸父母不识字。如果他们识字的话,一定会看到我写的文章,免不了为我担心,会告诫我这不能写,那不能写。这样的话,为了不让他们为我提心吊胆,我写文章时就会谨小慎微,锋芒全无。但随着新的通讯技术的使用,这个文盲屏障现在不完全有效了。   三年前的一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除非有特别的事情。父亲在电话里说,听说有人把我告了,他一整夜都没有睡着。   原来,在北大国发院召开的有关网约车管理政策研讨会上,我做了个发言,批评有关部门和出租车公司有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倾向。随后,三十多家出租车公司联名给北京大学领导写了告状信。我一笑了之,北大领导也没作任何反应,但告状信被放在网上,我姐夫看到后,告诉了父亲,父亲就紧张起来。我反复给他解释我没事,他还是似信非信,直到我专程回去一趟,见到我确实好好的,父亲才放下心来。父亲说:"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人家领导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不要写,千万不要惹麻烦。"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1989年夏天,有人说看到一辆拉犯人的车从绥德路过,我就在车上。这话传到村里,传话人说得活灵活现,父亲在焦虑中抽起了烟。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抽过烟。我小的时候,父亲在自家窑前坡地种过烟草,但只是为了卖几个零花钱,自己舍不得抽。   看到父亲这么大年纪还要为我操心,我感到有些内疚。我现在倒希望父亲是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人,这样,即便我有个三长两短,被污名化,他也能理解我。   我对父亲说:"爸,你放心吧!为了你活过一百岁,我不会惹麻烦!"   (注:父亲生于1931年十月初一,今年九十虚岁。本文中其他年龄是周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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